八里桥的落日圆明园的风雨_[#第一枪]

今年10月18日，恰逢“火烧圆明园”150周年，眼下园中正在举行多项展览与纪念活动，包括圆明园回归文物展、圆明园出土文物展、张宝成圆明园盛时全景巨幅绘画展等。而北京东郊的八里桥虽非热门景点，甚至游人罕至，但对于纪念圆明园的罹劫来说，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10月5日，我第一次来到八里桥。这是桥名，也是地名，位于北京外围、通州近郊。如今，在地铁八通线上，它是通州北苑前面那一站。从地铁站东北口出来，往前走10几米，就可以看见通惠河上的那座桥。

北京此行，我最主要的目的是重游圆明园—今年恰逢“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园中正在举行多项展览与纪念活动。不过为了避开国庆旅游高峰，我先去了八里桥。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八里桥那场“现代对古代”的屠戮，可以看作是圆明园大劫难的“序曲”。

八里桥的落日

八里桥地铁站的建筑极富现代感，特别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在金属曲面的屋顶上闪闪发光，看上去像三个簇新的巨大油罐。与之相对，落日辉映中的那座古桥就未免残破了一点。桥头简陋的石碑上，只在正面简单地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永通桥及石道碑”（八里桥旧名永通桥），落款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没提它曾是著名的京城四桥之一，更没提它是著名的八里桥血战发生地—而这，正是我千里迢迢跑来寻访它的目的。作为近代中国一段难以接受的血泪创痛的见证，显然立碑的人们非常不愿意让自己也让路人记起这段“惨史”。在桥上，我给一位住在通州的朋友打电话，约晚饭，他很惊讶地问我：“你跑去八里桥干什么？”他说他在通州住了七八年，从没去过那里，也没想过要去那里，那只是每天进出北京上下班路上的一个车站。我笑笑，没多解释。

我注意到立碑的年份是1984年，而就在前一年9月，电影《火烧圆明园》在香港上映，旋即引进内地，引起轰动。李翰祥第一次在银幕上再现了八里桥血战，3000蒙古铁骑在英法联军枪炮的猛烈轰击下全军覆没的惨烈场景，极大地震动了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初二学生，并从此记住了通州八里桥这个名字。

然而当年的我是怀着质朴的民族情绪看这部电影和这段历史的，像很多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蒙古骑兵强悍的自杀式冲锋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原本我对这段一味落后挨打、屈辱到极点的“晚清史”是毫无兴趣的，上历史课的时候都最好匆匆翻过那“难看”的一页。我想大多数男孩都更愿意沉浸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逝去的荣耀中，喜欢在世界地图上意淫式地想象怎样恢复成吉思汗的亚欧大帝国那无比辽阔的版图，而从来不去也没有能力去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中国历史”。

八里桥与“京城四桥”中另一座名桥卢沟桥一样，都因“抗战”而闻名，但它如今的维护状况却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看上去尚不算破旧，毕竟它现在还是一座可通行大小车辆的石桥，但观其细节，却处处都显露破败之象。50米长、16米宽的桥面两侧，是32块石栏板，据说原先板面上的雕刻“刀法流畅、粗犷有力”，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像样的图形了。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都雕有石狮，其生动的形态早年是堪与著名的卢沟桥石狮媲美的，但现在一部分严重风化，面目模糊不清，一部分用水泥很粗糙地加以补砌，说破坏或许更确切些，还有一部分明显是近年重雕的，手法僵硬，韵味尽失。只有少数保存较好的石狮，每一个的面目与形态都各异，尚可见当年雕工之细腻灵动。同为北京名桥，又同样是“抗战”之桥，八里桥与卢沟桥今日境况的差异，恐怕不仅仅是保护力度不同的问题，潜意识里大概也还涉及我们的历史观—卢沟桥唤起了“全民抗战”，并且最终战胜了日寇；八里桥却是一段百年屈辱的见证，其间败绩累累，几无可以称道的外战战果；两相比较，八里桥自然难以受人待见了。

从八里桥到圆明园，是地理上的一条路。正是因为八里桥的大败，清军精锐丧尽，通往北京的大门被彻底打开，清廷再也无力阻止以后发生的一切。有意思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坐八通线进京，在四惠换1号线，再到西单换4号线，抵达圆明园，隐约与当年英法联军的进军路线相合—联军攻克八里桥后，一路西进，进入北京城后曾一度想要攻占紫禁城，但出于种种考虑，终于决定绕过皇宫而直趋西北方的皇家园林，以劫掠和焚毁圆明园，作为对清廷和咸丰帝的严重警告。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条心理之路。不妨回到当时的一个传说。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直至攻占大沽炮台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英国士兵以及为英军服役的印度士兵在运送辎重时被清军俘获。这些俘虏后被押解到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驻扎的八里桥，僧王要求他们下跪叩头求饶，印度兵当即照办得以活命，而布夫斯团的英国士兵莫伊斯因拒绝叩头最终被斩首。关于这个传说争议很大，早在英国医生芮尼（他当时在战后设立的英国驻北京使馆服务）1861年的日记中，就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莫伊斯不过是被俘后病死的，而“这个不幸的人，出自于他的第44团同胞的幻想，以及《泰晤士报》记者的追求煽情新闻，被任意受骗的英国大众相信是因为不向僧格林沁叩头而被斩首了”。（见《北京与北京人》P436-43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芮尼发出质疑的时间仅仅在战事结束之后一年，他应该是向不少当事人了解过实际情况的。当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率与过往相比虽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以今天的标准看却还是很糟糕的，比如僧王爷就因为曾在第二次大沽战役中获胜，而被英法联军中的一些人认为其实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志愿者Sam Collinson（据说他曾参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因为僧格林沁之名在英文中被拼为Seng Ko Lin Sen。莫伊斯斩首事件的可信度显然也高不到哪里去。然而芮尼的质疑根本无法推翻英国公众对此事件的“轻信”，除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那个年代的英国人对于自身“伟大光荣正确”的执念之外，还因为几乎与此同时，就在通州，以巴夏里为首的英法外交使团及《泰晤士报》记者共39人因谈判破裂（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觐见咸丰帝时是否要行跪拜礼）而被僧格林沁扣押。在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这段历史被戏剧性地表现为僧格林沁以蒙古摔跤术大败巴夏里的拳击，将其一个“大背包”摔进荷花池，让已经满怀屈辱的观众至此终于得以大出一口恶气。实际上僧王爷当然不会蠢到脱了衣服去跟一个“蛮夷”摔跤，但他确实不计后果地逮捕了整个外交使团，并将他们押送到圆明园，而且出于满清“天牢”那“中世纪”式的酷刑传统，其中17人最后被虐待致死，加上胜保早先残杀的3名人质，则整个英法使团竟然死了超过一半人。后来英法联军之所以焚毁圆明园，其中一个重要借口便是“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见格兰特将军公文，引自《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P262，姜鸣著，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可以想见，莫伊斯的传说与巴夏里使团的遭遇，在英国公众心目中极大地重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从通州和八里桥通向圆明园的一条心理上的“路线”， 也由此被建构起来。

圆明园的风雨

10月10日，北京的天空已经连续几日灰蒙蒙雾茫茫，这天更是多了一份阴惨惨。我从东南角的大望路，一路坐了21站地铁，来到西北角的圆明园。出地铁口的时候，发现已经下起了雨。我笑说，老天大概也想一同来纪念一下圆明园劫难150周年，酝酿了几天阴沉的情绪，终于在我来到园门口时大哭起来。

圆明园的门票出乎意料地便宜，只要10元，包括西洋楼等景区的通票也只要25元。不过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游园，而是正在靠近南门的圆明园研究所院内举行的圆明园回归文物展、圆明园出土文物展、张宝成圆明园盛时全景巨幅绘画展等数个为“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纪念活动”而特别举行的展览。

据介绍，出土文物展展出 130件文物，如青玉老人山子、“花甲联芳”玉扳指等，其中绝大多数此前没有展出过；回归文物展则首次集中展出57类、85件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的圆明园石刻文物，如北京大学分别于1977年10月捐赠的“柳浪闻莺”坊楣和观水法石屏风及石鼎、1981年7月捐赠的绮春园流杯亭基座，来自东城区翠花胡同的谐奇趣北喷水池，北京市民捐赠的龙头石构件和云凤纹柱头，还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石化机关服务中心捐赠的雕花石洗，以及其他椭圆形石洗、方须弥座、城砖、石桌、石狮子、石鱼、柱础石等。

不过实地看下来，真正分量比较足的，只有出土文物展，要另外再买10元的票；回归文物都集中在旁边的一个四面敞开的大棚里，无需买票，风吹雨淋的，可见其珍贵程度颇为一般。圆明园回归文物中最精美的一件：大水法石鱼

出土文物展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幢简陋平房里几十平米的一个展厅。其中令我大为感慨的，倒不是那些精美完好的瓷器、铜器和石刻，而是一长排展柜里展出的数十件破碎瓷器，有的甚至碎成了几十片，但你依然能窥见它们当年的华美，甚至因为面对这破碎而努力用想象去重建它们完好时的样子，而催生出另一份别样的美感。而那些精心修复的文物—从3万多块出土的残破瓷片中拼出来的瓷器以及其他铜器、石刻、佛像等共150件—我是错过了，它们要在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 150周年纪念日才正式回归圆明园。

饶有意味的是，那些破碎的精美瓷器，我发现大多是“大清康熙年制”，只有少量出于雍、乾年间，以后更是几乎没有。也许这仅仅是巧合，毕竟很不完整的出土文物展示，并不能真正体现出圆明园器物的年代分布，甚至你可以猜测最好的东西都已经被联军和其他劫掠者抢走了，出土的这些东西只是挑剩下、拿不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乾隆以降清朝艺术品和工艺品总体创造力的下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1840年之后的日益粗制滥造可以归罪于战乱频仍，乾嘉年间许多制品难掩的匠气和暮气，恐怕要在自身找原因了。站在展厅里，我不禁想起朱维铮先生的观点——“十全武功”的乾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顶峰，“曾创下中世纪中国独夫专制时间最长的纪录”，特别是后期，“这位年老昏聩又越发傲慢自负的满清独裁者，早已将帝国拖入全面腐化的泥淖”。 （《走出中世纪二集》P34、244，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乾隆的心态恐怕并不完全是那么封闭的，如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风波让我们所体会的那样颟顸不可理喻。毕竟，如今圆明园最著名的西洋楼景区，便是在乾隆年间建造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设计者是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建筑形式则是巴洛克风格。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遗迹，至今让游人叹为观止。但这个独裁者剩下的那一点点开放心态大概全用在享乐和玩物上了，其他方面则全面收紧。比如对外贸易。“从康熙时代起，对外贸易的海上正式渠道，是粤海等四关。不想时过近百年，满清第四世皇帝，却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旨关闭江海、定海、闽海三关。理由并非宁波等海关无利可图。恰好相反，因为英法等洋商宁可纳重税也愿赴江浙海关进行交易。这反而引起满清宫廷警觉，唯恐江浙文明与西洋文明相结合，再度抗击满清的专制一统。”（同上书P11）

思想意识形态上就更不用说了。“君主的个人独裁体制越来越稳定，也使帝国政治越来越腐化。较诸乃祖乃父，乾隆帝在位六十四年，更将目光频频投向思想文化领域，尤好宣称国事即皇帝家事，留给满汉臣工的唯一任务，便是争作‘忠君亲上’的表率。”（P41-42）在越来越频繁和残酷的“文字狱”镇压下，全国鸦雀无声，这不仅窒息了思想，也窒息了各方面的创造力。帝国以全面控制为代价换来的“盛世”繁荣和稳定，无非是对后世的透支，乾隆死后仅仅40年，“我大清”就要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仅仅60年，那“万园之园”就要变成焦土和废墟，岂不是完全顺理成章、毫无可怪之处的么？

帝王们修圆明园，最初的心态大概是把全中国乃致全世界好玩的东西都搬到身边来，随时可以享用，这使得它一开始是以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事物的，圆明园之所以成为 “万园之园”，正是得益于此。对比王朝末期修的颐和园，这一点就很明显了。颐和园的风格更统一，但也更死板，更多雕饰的匠气和皇家宫廷虚骄的空架子；圆明园不免大而杂，稍欠章法，却处处生机活力，即便是今天废墟中依稀的模样依然让人心动不已。但帝王的开放心态终归只不过是一个人一时的兴致和情趣所决定的，那些收拢来、建起来的东西终归只是他一人或者他们一家子占有的财物。越多占有，就越害怕失去。因此这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难以为继的“开放”，它自身的逻辑必然导致它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衰败。

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

走出出土文物展的时候，雨已经瓢泼起来，撑着伞都挡不住。我在大雨中又匆匆看了一眼不远处大棚里的那些“回归文物”。这些“石头”大都谈不上多精美，它们流散在北京各个角落数十年，如今能回来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大、国家图书馆、颐和园、中山公园、石化机关服务中心等单位，现在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圆明园流散文物，比如北大，就拥有不下10件，包括正门（西门）的一对石狮子、主楼前的一对石麒麟、未名湖西岸山坡上的“山高水长”土墙诗碑、未名湖里的翻尾石鱼、未名湖上的西式平桥、燕南园的莳花碑、流水槽、西门办公楼前的双龙戏珠图案龙云石、办公楼前的一对华表等。流散到外地，像苏州拙政园（石雕柱础）、南京谭延墓（石雕围栏）、保定动物园（假山石）的也不少。但这些单位大多不愿归还或只愿归还一部分，因为它们拥有的圆明园文物，年限最短都超过60年，很多早已成为这些单位“一景”了。如果连国内尤其是国有单位拿走的文物都难以回流，我们还一味义愤填膺地谴责某些国外拍卖行的商业行为，算怎么回事呢？

我倒以为，不妨真正采取一回开放的心态，就让那些圆明园的文物待在它们现在待的地方吧，如果它们真的有珍贵的价值乃致是“国宝”，那它们就应该是全国和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放在哪里都是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供人欣赏，不一定都要拿回这座从前的（已被推翻的）皇帝的私人花园里来。遗址公园要让游客感受一些当年盛况，复制品足矣。

至于圆明园的修复问题，在“复建派”和“废墟派”之间，我无疑站在“废墟派”一边。就历史事实而言，我们今天完全没有理由再耗费大量资金和民力去重建一座旧王朝、死皇帝的私人花园。如果它保存至今大致完好，不妨加以修缮利用，就像凡尔赛宫；如果已毁，则留着那废墟作教材（这教材不仅是关于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也是关于我们自己此后对它一轮又一轮的搜刮利用），已是极好的对待，最多在个别地方原样复建一些，以便对照昔日盛景与今日残状。

无论如何，今天对圆明园罹劫 150周年的纪念，不应该再仅停留在过去（如电影《火烧圆明园》那样）“国恨家仇”的层面上，而应该更多地深入到文明、制度的反思，如袁伟时所说：“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这才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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